[10]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正是在历史的层面上，才有所谓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之说。这种挑战，既有社会历史层面的，又有思想理论层面的，首先是社会历史层面的。

这应是意识形态的确切含义，本身便有虚假性。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儒学的核心价值何止这八种。特别是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如人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有何作用？自然界有没有创造价值和神圣性？在这类根本问题上，儒学确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在政治层面，则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民意志和权利的政治伦理，其根本原则，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将人视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后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这种说法受到质疑，但是，改革开放的事实已经说明，儒学作为本土文化，至少与现代化并不冲突，正好相反，它能够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如前所说，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以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中心，所谓个人尊严，也是建立在权利和利益之上的。按照儒家学说，人的基本存在不是理性自我，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最本真的生命情感，并由此建立人的德性主体。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

[23] 他们对梁启超在长沙讲学时用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和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逐条进行批驳，主要的攻击点集中在以平等的观念来摧毁礼教等级，用孔子纪年来否定本朝的正统，而以西方宗教的范型来改造儒家传统是用夷变夏。中国的祸患之源头在于宫廷内部，而康有为的一系列看上去不合规范的行为只是行权而已。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章太炎在高扬个体价值上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相近，而对代议制与金权等关系应如何处理上又与自由主义对宪政的理想化有距离。

他说康有为： 其字则曰长素。章太炎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非议康有为，他固已心怪之，到台湾之后，有人说康有为泄露了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而导致光绪被囚，以及攻击慈禧太后的行为违背了儒家忠恕之道。

[11] 冯自由设计的梁鼎芬与章太炎的问题，看上去是量身定做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得出康有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79.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82页。在他看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足以尽人事之变，而《春秋》的《公羊》、《榖梁》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在谈到当下的活动方法的时候，章太炎提出了两条方法。

1898年12月，流亡中的康梁创办《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编，继续宣传政治改良，反对慈禧、拥戴光绪。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舐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道者亦忘之矣。《客帝》首先说，古代中国有客卿之说，现在的满洲皇帝只是客帝，因此，逐满之论，可以熄矣。本会本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

《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章太炎也说梁启超，若夫学未及其师，而变诈过之，拾岛国贱儒绪说，自命知学。

章太炎进一步说，排满是让满族人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东北，而中原恢复为汉族的国家。一直到汉武帝和汉昭帝的时代，儒家的无鬼神的立场才逐渐丧失。

以及对今文的运用抱审慎态度和对甲骨文的出土抱怀疑态度，等等。……劝子幽母，利用童昏之帝，以肆篡窃之谋，轻率致败，党中死者数人，同身独敖游海外，箕敛金钱，以自存活，抑独何以哉。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章太炎说，微言虽立意造端与一般文字不同，但并非如方士之神符不可解读，反倒是用以补充经的那些纬书更为难解。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是通过宣布《左传》等古文经为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来传达的，前文已述，这引发巨大的社会震动。

而前身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在先生跟我的言谈当中，时时流露出折中情绪。

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16.章太炎：《识康有为复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05页。

叶德辉说：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19] 很显然，章太炎在客帝的论述中接受了公羊学中孔子为素王的思想，[20] 也能看出受到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制度中君主设想的影响。

在谭嗣同看来，变革首先要变思想。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然后给清帝上书，得到关注，自炫受殊知。是年7月15日东京留日学生开欢迎会，章太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

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卓霖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座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及革政难起，而前此自任正学之数公者，乃皆垂头塌翼，丧其所守，非直不能建明高义，并其夙所诵习，若云阳尊阴卑、子当制母者，亦若瞠焉忘之。

我认为就近二百年的中国思想而言，康有为和章太炎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双峰。[16] 在这封回信中，章太炎强调他与康有为的差别主要在于《春秋左传》和《公羊传》之间的今古文门户之见。

章太炎并不否定宗教，他所反对的是借助神力的信仰。章太炎主张法治，并不反对宪政本身，只是对主权、国家权力的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思考。

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101] 这封信可以解释章太炎所一贯坚持的历史民族主义特色，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时期的章太炎始终存在着行动上的坚决性和理论上的超越性之间的紧张。

尽管反满革命的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民报》时期，他对于平等、国家、人类的前景等有了系统的思考，撰写了《齐物论释》、《俱分进化论》、《国家论》和《五无论》等作品。尤其是说以长素自号，只是为了延年益寿，[3]实在令人哑然。

同为黄侃日记中记载道：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3页。

章太炎秉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加以折衷阐发。公羊家利用谶纬穿凿难以辨别人事变迁。